創設文教環境（三二）
創設文教環境
（三二）
女兒3歲1个月5天
探究真正的文字教育
我在幼童教育上，作了一些探究。
目前，最關注文字教育。
我預計，女兒在6歲前，
習得小學語文課程標凖中的3500字，
真正理解文字的意涵，不僅僅是記字形字音。
6歲，3500字，是很保守的。
百年来识字、写字教学高耗低效，
少慢差的原因就是绝大多数小学语文教师严重缺乏语文科学知识，
文字教学尤甚，基本是“不懂而教”。
我現在的認知是，
文字教育在體制內小學的改革最爲重要。
我的學生們，正在自己的崗位做出努力。
我也在盡自己的努力給同學們宣導真正的文字教育。
“6岁前不能进行文字教育”这种理论来自于，西方的幼童研究。
西方的“文字”，與華夏文字，根本不同。
西方的“文字”，幼童在6歲前接受系統教育，可能存在殘害西方幼童。
華夏文字，在6歲後學，至少耽誤了3年。
華夏幼童，智力沒有問題的話，3歲開始文字教育，是沒有問題的。
教育階段可粗分为0-3岁，3-6岁，6-13歲，13歲以後。
据统计，优秀早慧儿童没有一个是传统幼儿园培养的；
也没有一个是博士导师、资深教授、院士培养的，
他们都能带博士和指导博士后，是大学教育的专家、教育家，
但对0-6岁婴幼童教育却是外行。
个别从事科学早教的教授有培养出优秀早慧儿童的。
政府官员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，他们中鲜有培养出优秀早慧儿童的，
即使有个别的，也不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上层工作。
绝大多数是家庭用科学早教的理论、方法和教材培养的，其中以幼儿园、小学老师居多，
因为他们的教育思想更贴近婴幼童，更容易接受科学早教。
学院派学者、教育家在他们读师范时絕大多數没有学过科学早教课程，之后也没有在早期教育领域做出成就。
他们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教育的专家、教育家，不是早期教育领域的专家教授权威。
也就是说，知识界高层、教育行政管管理部门高层和政府高层不懂科学早教！
除个别的外，职称都不是在早期教育领域取得的，
他们是其它领域的专家教授权威，不是早期教育领域的专家教授权威。
这些不懂科学早教的高学历、高职称的教育家、教育官员垄断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，
在最重大的婴幼童语文学习核心问题上反对识字读书，
认为这是小学知识学习的下放。
事实上，婴幼童识字读书根本不用小学的教材和方法，
与小学知识学习的下放八杆子打不着边！
他们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，极力推行自己的论文、著作和教材，
不釆纳与之不同甚至对立的理念、方法和教材，
如果釆纳了，岂不是否定了自己，利益和认知缺失之所至！
也是为什么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(2010-2020年)第三章第五款第一次提出“重视0至3岁婴幼儿教育”，
明确指出了教育要从0岁的源头抓起。
至今八个年头过去了，没有人理会，
也没有人去制订实施方案在全国逐步推行。
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。
傳統的教育，識字完成後，
典籍的學習主要是自學，遇到問題，再向老師請教。
老師也不定期組織會講。
《論語》中，可以認為是會講的，有好幾處，但總量上不多。
也就是說，典籍的學習，主要是學生自學。
我們現在的學校體係的課程教學，不是華夏的傳統。
周代以來的教育方面的文獻和歷史，
很明確的事實是：
先識字，再讀經。
單純的背誦，是被嚴厲批判的。
關於字源與解釋，
參考李學勤先生主編的《字源》、徐中舒先生主編的《甲骨文字典》，
基本能解決小學識字教育。
語文教師，避開字源與解釋，是根本性的誤區。
日本幼年国语教育会名誉会长石井勋用幾十年的實踐研究跟蹤見證：
如果日本的孩子不學漢字，智商和歐美兒童一樣是100，
但如果學了漢字情況就不同了：
從五歲開始學漢字，智商能達到110；
四歲接受漢字教育則智商達到120；
三歲開始學三年漢字的智商可以達到125-130。
當今健在的古詩界泰斗葉嘉瑩談自己小時候三歲多，
祖父把字寫在小紙片上，做成一張張小卡，帶她認。
胡适：
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，
不满三岁时，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。
父亲作教师，母亲使在旁作助教。
我认的是生字，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。
他太忙时，她就是代理教师。
我们离开台湾时，她认得了近千字，我也认得了七百多字。
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精字，我母亲终身保存着，
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的念。
日本幼儿园园长松本王干：
比起日本的平假名和片假名，汉字更能让孩子记住形状和意思。
并且园长提倡在幼儿8个月大的时候，就要给孩子学习汉字。
学习中国《论语》，对于日本孩子的道德教诲非常有帮助。
鄭逸梅：
外祖父每天教我识四个字，
但为了能及早看书，我要求多识几个，増加为几个字，
识不了几天，又不满足了，更加一倍为十六个字。
后来又由十六字扩充为三十二字。
外祖父深喜我敏颖，经常买了糖果奖励我。
一经奖励，我好胜心来了，请再加若干字。
直到每天能认识五十余字为止。
錢本殷：
我外孙幼儿园毕业，已看150万字书。
进小学面试，老师随便拿一张晚报，可以顺利读毕。
老师又拿六年级课文，他也可以读下来，还可以说出大概意思。
王东华：
中国从汉代起，儿童一年识两千字过阅读关，就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了，
在过去的私塾里，能读几年书，不仅做学问而且做人都打下很厚的底子了，
哪像现在到小学毕业甚至初中毕业还是半文盲，做人更是连底线都不知道！
如果不能从小时候突破，
往小处说，孩子的阅读、应试将受到很大影响，
往大处说，中国文化将长期甚至永远处于被动不利的位置。
本人儿时3岁多即由老私塾先生的外祖父教识字，
没上小学前即可以自由阅读，
而我本人更是让女儿两岁多即大量阅读，并在不到三岁半时开始写日记，到高中时已经写了近200万字的日记……
早期识字、阅读事关中国文化的复兴，事关民族发展的前途，
教育部切不可再用这种发文禁止的态度来对待了，
相反，要集思广益，群策群力，
动员家庭、幼儿园和社会机构，以幼儿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合力解决这个问题！
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,
吉常宏先生出生在山东章丘水寨孟庄的一户殷实人家。
按照族中行辈,大人给他取名叫吉敦崑。
报考中学时，才改为现用名吉常宏。
在家族中，吉常宏先生虽然不是唯一的男孩，
但因为自小颖慧，深得父祖辈特别的宠爱。
四五岁时，父亲从外地买回一大铁盒方块汉字卡片，足足一千字。
盒中附有一个铁制田字型活动认字版，每次可以放进四个生字卡片。
于是，祖父就成了他的第一任开蒙老师，
每天教他认四个生字。
一千个生字很快就认完了。
祖父顺势教他诵读《百家姓》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,
还有朱伯庐的《治家格言》以及《龙文鞭影》《名贤集》等。
很快他就又把这些蒙书全都背得滚瓜烂熟了。
就这样，没等正式上学，
他已经认得数千字，读了别的孩童没读过的许多书。
二千年来都是先识字，后阅读。
读了《急就篇》或《三字经》等识字书本以后，
才开始系统读《论语》等书。
识字与阅读分开阶段，分散难点，识字时集中力量识字，
因而识字教学的效果比较高。
有的一年读完《三》《百》《千》等三本书，
识到一千多甚至两千字，有的一冬天三个月就可识几百字。
关于小学识字教育，
所见各私塾应该是分几种情况。
其一者，在蒙学三百千或经典中解决识字；
其二者，采用集中识字法，将三百千，乃至四书五经不二字挑出后，进行集中识字，每日读经典前必先把所读经典生字问题解决；此为又一法；
其三，直接从《说文》，乃至字源开始识字。此三种情况为目前私塾在用。
经过测试，人们发现，
中国和日本的青少年智商普遍高于西方的同龄人，
是与学习和使用方块字分不开的。
西方的拼音文字是偏向运用左脑的“单脑文字”；
而汉字则是同时运用左右脑的“复脑文字”，它使大脑全方位得到开发。
科学的汉字讲解，
就是要在不违背汉字构形规律和演变规律的前提下，
对构意直接、明确的字加以准确讲解；
或对需要经过推源再来讲解的汉字，推源后再来讲解。
汉字的本体结构是有规律的，
识字教学的效果和速度都要遵循科学规律，
也只有按照规律进行教学，效果才是长远的，速度才是合理的，
激发出的兴趣才是有益的，而且具有培养思维能力的功效。
汉字教学是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多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都很不够。
弄清楚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和具体做法，
无论对本民族语言汉字教学，
对外国人汉字教学，
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，
都会有较大的改善。
仅当工具叫识字教学， 传承文化叫识字教育。
漢學家三木宪先生有一段至理名言：“中国文字，简洁而不冗漫，傳千百年之后，仍使人易於理会。凡此數事，求其无憾者，惟中国文字足以当之。中国文字至便至利，他日必遍布宇内，可以斷言也”。这段至理名言出自西元1911年出版的《中国文字之将来》。
钱学森先生提出：
4——12岁完成相当于现在高中毕业的一贯制教育，
12——18岁完成相当于现在硕士生的高等教育，
19岁实习一年后正式为社会做贡献。
西元1927年春节，
来新夏刚刚五岁即发蒙读书，
以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千家诗》为序，
朝诵夕读，一年半卒业。
来裕恂不但给来新夏讲解“三百千千”和《幼学琼林》《龙文鞭影》等蒙学读物，还传授地方掌故与名人逸事。